1990年，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“夏文化国际研讨会”上，西方学者艾兰的发言让中国学者邹衡等人感到极其震惊，甚至多年后仍然提及此事。十年后，2000年，中国发布了《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－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（简本）》，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在《纽约时报》上撰文，强烈表示“国际学术界将把该报告撕成碎片”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邹衡等中国学者如此惊讶，甚至记忆犹新？为什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会引发国际学术界的不满，甚至要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应？
在19世纪之前，西方学者并没有对中国历史提出质疑。特别是在欧洲“中国热”时期，西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极为推崇，夏朝的存在也未曾受到怀疑。然而，随着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崛起，特别是鸦片战争后，西方开始系统性地否定中国的历史，甚至将商朝也列为不存在的历史，认为中国的朝代史从周朝才算开始。
展开剩余80%进入20世纪后，西方学界对夏朝的否定依然延续。在许多西方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中，夏朝被忽略或直接被描述为一个神话时代。即便中国史书中明确记载了夏朝的存在，西方学者仍坚持否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背后有一套自己的“理由”，其中两个特别关键：
首先，西方学者认为《尚书》、《史记》等历史经典中包含了许多超自然的内容，例如“吞鸟卵而生商契”和“踩脚印而生后稷”等，这让他们觉得史书记载不可信，因此全盘否定了《史记》等信史的历史地位。换句话说，仅凭一部分不合逻辑的现象，西方学者就彻底否定了这些史书。
其次，西方学者认为夏朝是周朝创作出来的，目的是为自己取代商朝提供合法性——商朝可以推翻夏朝，周朝同样能够推翻商朝。然而，西方学者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。总的来说，西方学者并不相信夏朝的史料记载，认为史料和考古发现应该分开看待，考古学上也没有发现直接证明夏朝存在的“字证型”证据，因此他们认为夏朝根本不存在。
确实，夏朝的史料相对较少，其中有些记载存在模糊或矛盾之处。因此，西方学者对某些夏朝史料的质疑可能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但如果将所有夏朝的史料都否定，完全依赖考古学的发现来解释夏朝的存在，是否就是科学的研究态度呢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。
有些中国学者从善意的角度看，认为中西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是导致分歧的根本原因。西方学者习惯将史料和考古分开研究，而中国学者则倾向于将两者结合起来，认为它们是互补的。然而，在1990年的“夏文化国际研讨会”上，却揭示了背后更为复杂的原因。
这次会议是国外首次举办的大规模夏文化研讨会，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虽然原本计划讨论夏朝的文化问题，会议的焦点却迅速转向了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艾兰在会上发表了《有无夏？历史方法论问题》，直言夏朝并不存在，这让中国学者邹衡等人感到十分意外。
会议的讨论变得扑朔迷离：本来讨论夏文化，参会者应该都认可夏朝存在，然而西方学者的“搅局”使得讨论内容转变为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。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，既然西方学者已经明确否定了夏朝的存在，他们又为何要参与这个研讨会？为何没有事先与中国学者沟通，确保会议议题的统一？
更为震惊的是，关于夏朝是否存在，会议中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。邹衡事后总结，这三派意见非常鲜明：
1. 否定夏朝存在的学者，认为夏朝是神话传说，是周朝虚构的一个王朝。这些学者几乎都是欧美学者。
2. 支持夏朝存在的学者，基本都是中国人或美籍华人。
3. 中立的学者，既不肯定也不否定，或许是因为某些原因不愿表态，这类学者多为日本学者。
这种立场的鲜明对比，显示了学者的观点和身份之间竟然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。正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所指出的，考古学本身难以做到“纯粹”，学者的身份、背景和立场往往会影响他们对历史的解读。
最后，还有四点值得特别关注：
1. 西方学者否定夏朝，认为他们才是正确的，认为中国应该服从他们的学术观点。因此，当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发布后，倪德卫才会宣称“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”。
2. 直到今天，西方学者仍然将中国学术与中国政治、民族主义挂钩。如果中国的学术观点与西方学者的意见不一致，往往会被指责为受“民族主义”或政治影响，而不是纯学术。然而，如果中国学术观点与西方一致，那么就被视为“纯学术”。
3. 西方学者将史料和考古分开研究，虽然在某些方面有其道理，但中国的历史传统丰富且悠久，单纯依赖考古学来寻找夏朝的证据，显然是不可取的。西方史料较短，但他们自己是否也遵循“分而治之”原则呢？
4. 如今，互联网上一些否定夏朝的观点，实际上是西方学者观点的翻版。西方学者对夏朝的否定有很多并不成立的理由，但这些理由却被一些人当作唯一的真理，毫无疑问，这些观点并不全面，甚至是片面的。
总而言之，西方对夏朝的否定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，它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和政治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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